近日，FDA發布指導原則草案“Oncology Pharmaceuticals:Streamlined Nonclinical Safety Studies for Biologics and Conjugated Products"，擬在特定抗腫瘤藥物的非臨床安全性評估中進一步減少不必要的動物試驗。

這份文件雖然聚焦腫瘤生物藥和偶聯藥，但釋放出的信號非常明確：未來藥物研發不能再只依賴傳統動物實驗。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減少動物使用、提升人體相關性、引入更高效的新方法學，正在成為全球藥物研發和監管演進的重要方向。

而在這一輪變化中，類器官與器官芯片正加速從前沿技術走向藥物研發的新型基礎設施。

一份草案，為何引發高度關注

這份草案的核心，是為部分抗腫瘤藥物提供更精簡的非臨床安全性研究路徑，不再機械重復開展長期動物毒理試驗。

FDA提出，在特定情況下可采取更靈活的策略：

• 缺乏藥理學相關動物種屬時，可基于證據權重風險評估替代部分動物毒理研究

• 部分產品的一般毒理研究可由雙物種縮減為單一相關物種

• 對于PD-1/PD-L1 單抗、CD3雙特異性T細胞連接器等機制更清楚、經驗更成熟的產品，慢性毒性評估在一定條件下可不再要求開展3個月毒理研究

• 對于部分ADC，如果毒性主要由載荷驅動，且載荷安全性已有充分認知，3個月毒理研究可僅在嚙齒類開展

• NAMs（新方法學，New Approach Methodologies）可納入風險評估體系，作為支持性證據

這意味著，監管體系正在從關注是否完成傳統動物試驗，轉向關注是否真正回答了安全性問題。

藥物研發，正在從固定模板走向問題導向

長期以來，動物實驗一直是藥物研發中的傳統路徑。但隨著雙抗、ADC、細胞治療等新型療法快速發展，傳統動物模型的局限越來越明顯。

現實中常見的問題包括：

• 靶點在動物中不表達，或與人體差異明顯

• 藥物在動物中缺乏真實藥理活性

• 長期動物試驗周期長、成本高，但信息增量有限

• 非人靈長類研究資源緊張，倫理壓力持續增加

因此，研發真正要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做沒做動物實驗，而是這些實驗是否真的能更好預測人體反應。

FDA這次草案的意義就在于，它進一步接受一種新的評價邏輯：圍繞藥理相關性、機制認知、已有數據、同類經驗和新方法學，構建更有針對性的安全性評估體系。

NAMs走到臺前，意味著什么？

在這份草案中，FDA明確提到NAMs，也就是新方法學。

這類方法通常包括：

• 基于人體生物學的體外模型

• 計算建模與人工智能分析

• 更具臨床相關性的非動物評價體系

過去，NAMs更多被視為輔助研究工具。現在，一個越來越明確的趨勢是，NAMs正在從實驗室技術走向藥物研發基礎能力，并逐步進入監管認可的決策支持框架。

這也是為什么，這份草案雖然聚焦腫瘤藥，卻被視為更廣泛的行業信號。它表明，監管機構正在為非動物方法的實際應用提供更明確的政策空間。

為什么類器官與器官芯片正在成為新基礎設施？

在NAMs體系中，類器官與器官芯片是頗具代表性的技術方向之一。

與傳統二維細胞模型相比，它們更接近人體真實狀態；與部分動物模型相比，又具有更強的人體相關性。它們可以更真實地模擬人體器官結構、細胞互作、藥物暴露后的功能變化，以及腫瘤微環境和免疫反應過程。

在腫瘤生物藥、雙抗、ADC等復雜藥物開發中，很多關鍵問題并不只是有沒有毒，而是毒性來自哪里、是否與靶點或載荷相關、是否存在組織特異性風險、在動物不敏感時還有什么模型可以輔助判斷。

這正是類器官與器官芯片的價值所在。它們不僅有助于減少動物使用，更重要的是，能夠幫助研發團隊理解機制、識別風險、提升預測能力。

當監管越來越強調藥理相關性、機制解釋和綜合證據時，類器官與器官芯片也就不再只是前沿技術，而是在逐步成為藥物研發體系中的新型基礎設施。

從科研工具走向監管應用

隨著技術成熟和應用拓展，類器官與器官芯片正在從科研工具走向更廣泛的產業化和轉化應用，包括藥物篩選、毒性評價、疾病模型構建、機制研究、精準醫療和臨床轉化。

在監管科學不斷演進的背景下，這類技術還有望在更多場景中發揮作用：

• 在缺乏合適動物模型時提供人源化補充證據

• 支持新靶點的早期風險識別

• 輔助構建證據權重風險評估體系

• 與臨床、文獻和體內外數據共同支撐非臨床決策

FDA此次草案的更深層意義在于，未來藥物研發競爭，不僅是分子創新的競爭，也將是評價體系能力的競爭。